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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纠结的不仅是伏寿，还有公卿大臣。

    天子召他们来南阳的直接原因就是皇嫡子的诞生，讨论皇权的继承是必然之理。只不过天子富有春秋，还没到非立太子不可的地步，所以讨论的重点不局限是否立皇嫡子为太子，而是拓展了一些。

    在推行新政的背景下，原有的皇权继承制度是否需要改革。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分歧很大。

    事实上，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原则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守，汉代尤其如此。以皇嫡子立为太子，然后又继位为君的非常少，绝大多数皇帝都没有安排这个规矩来。

    事实没有歧义，但观点却大有不同。

    有人认为，这说明这个原则形同虚设，不可能，也没必要坚持。

    还有人说，之所以天下纷乱，正是因为没有很好的坚持这个原则，引起了太多人的觊觎，搞得随便一个皇族都想继位，连张角都知道支持甘陵王、安平王，欲行废立之事。

    但这个问题绕不过一个障碍：少帝与今上谁更应该继位？

    就像历史上的很多次辩论一样，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没法继续了。

    为了避免在公开讨论的时候遇到这样的情形，杨彪与贾诩、周忠一起商量了一个原则。

    事例局限于本朝，止于孝灵，不涉及少帝与今上。

    理由也很简单：董卓废立是意外，是武夫乱政的结果，不能作为常例。

    虽然这个理由很牵强，却没有人反对，都接受了这个原则。

    大家都清楚，要想讨论个结果出来，甚至解决问题，就不能不有所取舍。

    在这个基础上，杨彪又明确了两点：一是以史为鉴，二是实事求是。

    以史为鉴的意思，就是着眼于实践，不局限于应然，以免过于空泛、理想化。

    简而言之，就是史重于经，要务实，不要空谈。

    实事求是的意思，就是解放思想，不要有太多的顾忌，争取把事情说透，得失都摆在明处。

    比如孝灵朝的历史，是很多人都亲身经历过的，最适合用作分析的例子。如果处处顾忌，那就没法讨论了，等于放弃了一个最有可能说清楚的事例。

    对于这一点，杨彪事先请示了刘协，得到了刘协的支持。

    他一直在筹备孝灵帝纪的编撰事宜，积累了不少史实，正想听听大臣们的评价。

    身为人子，就礼法而言，他本有避讳的义务，但……他实际上并不完全是孝灵皇帝的儿子，也就没什么心理障碍，自然可以坦荡一些。

    他甚至说，如果有必要，最近十多年的事也可以讨论，不必设限。

    杨彪婉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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