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项链——小说内部的制衡和反制衡-《小说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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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一个已婚的中国女人再幼稚、再虚荣、再不懂事,在丈夫的顶头上司家里,她不会抢部长太太的风头,她一定会“低调”。当然了,部长夫人的风头她想抢也抢不走,无论她的脖子上挂着什么。——除非张小芳把长城买下来,再挂到她的脖子上去。

    以上的三点是最为基本的中国经验,或者说,机关常识。

    第四,假货是中国的基础,造假是中国人最普遍、最杰出的生存能力。国人对假货在道德上是谴责的,在情感上却又是依赖的。谁还没买过假货呢?张小芳,一个虚荣的、骚包的女人,她对假货一定是在行的。让她去借奢侈品,这不是张小芳大脑短路,是写作的人脑子短路。

    第五,退一步说,这对夫妇真的借了,项链真的被这对夫妇弄丢了,可他们真的会买一串钻石项链去还给别人么?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其他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还项链”作为小说最为重要的一个支撑点,王宝强夫妇的这个行为能不能支撑这部小说?

    第六,就算他们买了一条钻石项链去还给人家,一条钻石项链真的需要教育部的秘书辛苦十年么?对了,还要搭上他的太太。

    第七,好吧,辛苦了十年。可张小芳为什么要去洗十年的脏衣服呢?她那么漂亮、年轻。这年头哪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会洗十年的脏衣服?张小芳挣钱的方式有许多,唯一不可信的方式就是做苦力。

    第八,作为仅有的知情者,秦小玉白白地赚了一条钻石项链,她真的会在第一时间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张小芳么?这种可能性有没有?有。更可能没有。

    第九,这年头,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有些物质,有些虚荣,只不过借了一条项链想在派对上出点小风头,这怎么了?怎么就伤天害理了?你一个作家利用手上的那点写作权力,恶意升华、草菅生活、肆意糟践,刻意安排人家过了十年的不幸的日子,你这不是仇富,而是变态。你的写作心理是不健康的。一位女士的小虚荣怎么了?那么多的官员在那里搞形象工程,动辄损失几个亿、几十个亿,这样的虚荣你不管不顾,你无聊吧?你吃了药再写好不好?你的情感方式不适合做一个作家。

    第十,就因为女人的那点小虚荣,这个社会就虚伪了?贪婪了?吝啬了?腐朽了?肮脏了?愚蠢了?残忍了?丑恶了?卑劣了?奸诈了?在中国,女人的虚荣什么时候有过这么大的能耐?造成中国严重社会问题的因素有许多,恰恰不是女人的虚荣。拿女人的虚荣来说这么大的事,只能证明你的浅薄与无知。你的理性能力远远达不到写作的要求。

    我只是随随便便地列举了十个理由,如果你愿意,你也许还可以找到另外的十个理由。我只是纳闷,我更好奇。——这么好的一篇小说,什么都没动,仅仅替换了几个汉语的姓名,怎么就这样狗血了的呢?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不是魔术,也不是娱乐与游戏,相反,它的内部隐藏着真正的文学。我的能力不足,学养不足,我恳请文学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好好地面对一下这个独特的文本,虽然这个文本是狗血的、漏洞百出的。

    也正是纳闷,也正是好奇,我把《项链》里头所有的姓名都换回去了。再看看,这一次我又能看出什么呢?

    我说过,《项链》是清晰的,——大家都知道莫泊桑想说什么。但是,诡异的是,或许是被汉语版的《项链》吓着了,当我回过头来再一次阅读《项链》的时候,我的心里似乎有了阴影,我似乎不那么相信莫泊桑了。我从《项链》里头看到了别的。这些“别的”也许不是莫泊桑的本意,我该不该把它们说出来呢?

    我知道莫泊桑有严重的抑郁症。但是,如果我不把我再一次阅读《项链》的想法说出来,我也会抑郁。

    在莫泊桑的《项链》里,我首先读到的是忠诚,是一个人、一个公民、一个家庭,对社会的基础性价值——也就是契约精神的无限忠诚。无论莫泊桑对资本主义抱有怎样的失望与愤激,也无论当时的法国暗藏着怎样的社会弊端,我想说,在1884年的法国,契约的精神是在的,它的根基丝毫也没有动摇的迹象。《项链》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项链》里的契约精神一点也不复杂,那就是“借东西要还”。这不是哲学的理念,而是生命的实践。在践约这一点上,路瓦赛先生和他的太太马蒂尔德为我们树立极好的榜样。即便是莫泊桑,在项链遗失之后,他可以挖苦路瓦赛夫妇,他可以讽刺路瓦赛夫妇,可莫泊桑丝毫也没有怀疑路瓦赛夫妇践约的决心与行为。莫泊桑不怀疑并不是莫泊桑“善良”,是他没法怀疑,除非他不尊重生活事实。能在教育部混上书记员的人差不多可以算作一个“正常”人了,他的太太同样是一个“正常”人。在契约社会里,对一个“正常”的人来说,契约精神已不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国家意识形态,而是公民心理上的一个常识,是公民行为上的一个准则。它既是公民的底线,也是生活的底线。这个底线不可逾越。可以说,离开了契约精神作为精神上的背景、常识上的背景,无论其他的背景如何相似,《项链》这部小说都不足以成立,它的逻辑将全面崩溃。

    在契约这个问题上,路瓦赛和马蒂尔德都是常态的。我有理由把这样的常态解读成忠诚。在项链丢失之后,我们丝毫也看不到这一对夫妇的计谋、聪明、智慧、手段和“想办法”,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只有惊慌与焦虑。这说明了一件事,他们的内心绝对没有跳出契约的动机,一丝一毫都没有。所谓的惊慌与恐惧,骨子里是践约的艰辛与困难,同时也是契约的铁血与坚固。契约精神是全体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在路瓦赛夫妇的身上,这种集体无意识在延续,最关键的是,它在践行。正因为他们的“践行”,《项链》的悲剧才得以发生,《项链》的悲剧才成为可能,《项链》的悲剧才能够合理。

    《项链》其实是非常文明的悲剧。不是“文明”的悲剧,是“文明的”悲剧。

    但是,对于作家来说,或者说,对于小说来说,“忠诚”是无法描绘的。可以描绘的是什么?是性格与行为,——是人物的责任心,是担当的勇气,是不推诿的坚韧。要回答《项链》这部小说里头有没有忠诚,只要看一看路瓦赛夫妇有没有责任心就可以了。忠诚与责任心是合而为一的,一个在理念这个领域,一个在实践这个范畴。

    非常遗憾,敬爱的莫泊桑先生,你全力描绘了马蒂尔德的虚荣,你全力描绘了命运对马蒂尔德的惩戒,但是,为了使得《项链》这部小说得以成立,吊诡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你不经意间塑造了另一个马蒂尔德:负责任的马蒂尔德和有担当的马蒂尔德。

    也许我们不该忘记莫泊桑对“十年之后”马蒂尔德的外貌描写。这是《项链》里头极为动人的一个部分。他描写了马蒂尔德的“老”,他还特地写到了马蒂尔德“发红的手”,这是粗糙的、长期泡在碱水里的、红肿的、标准的、“劳动人民”的手。在莫泊桑的本意里,这个“老”与“发红的手”自然是罚单,——你就虚荣吧,你已不再年轻,你已不再美丽。

    我在这里很想谈谈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作家的性格。有些作家的性格是软的、绵的,有些作家的性格是硬的、狠的。哪一个更好?心理学告诉我们,性格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但哪一种性格更适合做作家,这就不好说了。“手软”可以成就一个作家,“手狠”也可以成就一个作家,这和文学的思潮有关。但是,总体上说,有能力、有勇气深入的作家总是好的。我喜欢“心慈”“手狠”的作家。鲁迅就是这样。“心慈”加“手狠”大概可以算作大师级作家的共同特征了。用李敬泽的说法,写到关键的地方,“作家的手不能抖”。李敬泽说得对。是的,你的“手”不能“抖”。你“手抖”了,小说就会摇晃,小说就会失去它的稳固和力量。小说家是需要大心脏的。在虚拟世界的边沿,优秀的小说家通常不屑于做现实伦理意义上的“好人”。

    莫泊桑就“手狠”。“发红的手”就证明了莫泊桑的“手”有多“狠”。是的,对于一个曾经的、光彩照人、众星捧月的女性来说,还有什么比“发红的手”更令人不堪呢。在这里,莫泊桑的手必须狠,否则就不足以惩戒,就不足以批判。

    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马蒂尔德是在一夜之间“老去”的么?她的手是在一夜之间“发红”的么?显然不是。这个“老”与“发红”是渐变的,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十年。在过去的十年里头,马蒂尔德目睹了自己的面庞慢慢地“老”去,目睹了自己双手慢慢地“发红”。她也许流泪了,但她没有放弃,她没有逃逸。所以,这里的“老”和“发红”就是责任,就是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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