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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人沉默了，江南这两年的损失巨大，而且江南本是财税重地，现在却连地方官吏的俸禄都发不下来。

    集中在豪绅手里的土地，他们想方设法逃避赋税，小民百姓本就没有多少土地，还要承担高额的赋税，这两年江南的百姓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大量的百姓受不住官府的盘剥，陆续抛弃土地向上海集中，让上海的人力资源非常的充沛。大量人力的到来，拉低了上海的薪资水平，使得各个工坊的利润大幅攀升。

    造就了一个个万贯家财的富豪，这些在新政中发了财的工坊主成了新政最忠实的拥护者，他们可不愿意新政失败，让他们好不容易干起来的事业，再次打回原形。

    因为快速发展，上海县的地位已经超过了松江府府治华亭县，成了松江府的治所。在上海一干就是七八年的周忱更是被升为户部侍郎兼任上海海关道台统管上海工业开发区，是朝廷直辖的一方大员。

    在宣德八年底，周忱接到了皇帝的旨意，旨意任命他为苏松巡抚，在宣德九年开始在苏州府与松江府推行新政。

    周忱这么多年一直盼着这一天，当年皇帝潜邸之时，就对他说过大明最大的问题就是掌握财富的人不交税，交税的人不掌握财富，想要大明长治久安，就必须打破这种让穷人养着富人的畸形政策。

    新政实施基础就是，让该交税的人交税，不该交税的人不交税或者少交税。这样的做法肯定是得罪所有的权贵、大户人家，实施起来也一定会困难重重。

    不过周忱这些年可没闲着，属于他直辖的海关与上海工业开发区，一直都在验证皇帝的新政理论，他也一直与唐三任联系不断，与他一同讨论新政的得失，可以说他早已做到了心中有数。

    周忱担任苏松巡抚的消息迅速扩散出去，整个江南的士绅都明白皇帝这是要在江南动手了。这些人顿时慌了神，周忱的海关衙门，在年前年后变得热闹起来，附近的士绅都跑来海关衙门找周忱探听口风。

    周忱在官场沉浮几十年，应对这些土豪劣绅自然是得心应手，一番太极打下来，这些人在周忱这里什么口风都没有得到，变得人心惶惶。

    士绅的这种心情正是周忱想要的，人在慌乱之中就容易出错，只要抓住这些人的漏洞，就能各个击破。

    周忱没有选择松江府进行新政突破，而是直接选择了苏州府进行土地清丈，选择先从苏州府进行突破是周忱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决定。

    苏州乃是吴地，是江左开发最早的地方，在前宋时就有苏松熟、天下足的说法，不过由于海外贸易兴起，江南手工业蓬勃发展，江南士绅将土地更多的种植了桑树与棉田。导致了江东的粮食种植面积大面积减少，甚至还需要从湖广等地输送粮食以弥补缺口。

    由于苏州官田几乎占据了全部田地的半数之多，这些官田税赋极重，导致租种的百姓辛苦一年到头来却只能果腹，甚至还要赔钱，百姓自然不愿意耕种官田，可是这些田地并未因为百姓不愿耕种而荒芜。

    士绅大户与官吏勾结，巧取豪夺将这些官田占为己有，却向上禀报百姓抛荒田地，无人耕种。既然无人耕种自然也就不用承担赋税，豪绅官吏就是用这种办法一点点的将官田瓜分殆尽。

    而老百姓就算不佃租官田，也是要耕田为生，除了官田之外，就只有豪绅手中有土地，这些百姓只能佃租豪绅巧取豪夺来的土地。

    老百姓们发现自己其实还是在佃租同样的土地，却因为变换了主人之后，负担降低。把本该交给国家的赋税，交给了豪绅当做地租。

    到了朱瞻基登基之后，苏州府已经徒有重税之名，没有重税之实。对于苏州这样的小商品经济发达的地方，百姓只要不懒，就很容易活下去，给豪绅种地、进织造工坊做工都能让一家人活下去。

    可是如此一来，豪绅得了利，百姓也减轻了负担，可是受损失的却是朝廷。江南财赋重地却收不上税，这成了大明朝的一大弊政。

    早已经变得亟待解决，这就是周忱把苏州当成江南新政的第一站的原因所在，苏州与北方各地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北方各地的百姓对新政是欢迎的，他们是新政的受益者。可是在苏州新政却未必会让百姓受益，弄不好还会让百姓的利益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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